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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人民网 |
撰文：尹家民 |
浏览：2812 次 |
发布：2012-4-9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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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德怀元帅自1925年盛夏离开故乡湖南湘潭乌石寨，直到1958年，其间33年，从未回过家乡。从一个农家放牛娃和湘军旧式军人，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，他怎么能忘怀那处哺育了他的小寨子呢？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彭德怀每每在戎马倥偬的间隙，总要回忆起他的故乡。遇到家乡人，总是饶有兴趣地问长问短。
彭德怀对“大跃进”中的问题，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，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。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，他提出了不同看法。当时，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，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，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，甚至还有人说“粮食要多少有多少”。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。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粮食没有那么多。”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“保守”，说：“老总啊，你这也怀疑，那也怀疑，可怎么办呢？”彭德怀解释说：“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，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；公布的数字多了，将来被动。”武昌会议结束后，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，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。
彭德怀在湖南做调查，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。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，也是湖南湘潭人，学生出身，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。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“小周”叫起来的。他是一个头脑清醒，工作深入，讲求实际的人。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。周小舟告诉他：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，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，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。所以，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，还被拔了“白旗”。可是后来证明，“插红旗”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，而他们这个被拔了“白旗”的省，粮食倒还富余。竟出现了“红旗省”向“白旗省”借粮的怪事！
听着周小舟的介绍，彭德怀发现，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。他更感到这次回乡做调查的必要。
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，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，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。到家乡的当天晚上，乡亲们都来看望，老人、妇女、孩子，挤了满满的一屋，问长问短。彭德怀向乡亲们彭德怀（左二）在乡村调研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。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，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，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，彭德怀未敢轻信。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，打着手电筒，蹲下身来，拔起一兜禾茬，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秆，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，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。他对干部说：“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，有的讲亩产几千斤，上万斤，吹得很厉害。老实说，我是有怀疑的。我们当干部的，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能搞浮夸。”听公社干部说，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。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，是“大兵团作战”。
事后，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：为了炼那么一点铁，集中公社、大队全部劳力运料，丢开农业生产，让稻谷烂在地里；为了解决燃料问题，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，砍伐了大片山林；为了收集原料，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……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！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：“过去技术落后，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。现在大规模这样搞，看来不是好办法。”在乌石学校，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，尝了学生们的饭菜；在赵家弄子大队，彭德怀参观了设施十分简陋的幼儿园；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，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，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（16两一斤），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，连褥单都没有，被子也破烂不堪。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：“这叫什么敬老院、幸福院！”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，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。还捐了200元，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盖。
大炼钢铁期间林立的土高炉群对家乡的考察，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，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。
故乡之行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，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。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，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，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。不讲民主，强迫命令，随便打人、骂人、捆绑人的现象，相当普遍，而且愈来愈严重。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、在太行山的岁月。那时的干部和群众，军队和群众，甚至领袖和群众，关系是何等亲密啊！
真是血肉相连、鱼水关系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！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。
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，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：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，不准搞浮夸，不准说假话，不准强迫命令，不准打人骂人，不准罚口粮，不准拆毁社员房屋，不准砍伐山林。二十多年以后，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“八不准”，还记忆犹新。
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，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，仍然令彭德怀放心不下。过了三个月，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，又写了一封长信，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。信中说：“回到北京住地，数星期以后，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。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。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，吾心为之不安，深感惭愧。拟将原物奉还，又不便投寄，约折款30元，请予查收，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。”接着他写道：“搞好生产，增加收入，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，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。例如，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，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。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，反复商量，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。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，还需要进行耐心地不断地教育。长远计划也好，年度工作安排也好，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，反复讨论，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，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，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。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，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，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。”
他坚信自己在家乡看到了真实的“大跃进”，他相信乡亲们跟他说的是真话，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上也坚持说了真话。
本文摘自《红墙知情录（二）：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》，尹家民 著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10.10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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