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“宝树”，知道的人会自然联想到庐山黄龙寺前的三棵大树--“三宝树”，其实，所谓宝树，即不是一个原有的树木名称，也不是某个树种（柳杉或银杏）的别名俗称，而是由某种因缘衍生的特定称谓。这里所谓因缘与“娑罗宝树”有着微妙的联系。 
    “娑罗宝树”之谜 
    “三宝树”其一的银杏树下有一摩崖石刻，上书“晋僧昙诜手植娑罗宝树”的字样。说这三棵树（或其中的柳杉）乃昙诜手植。显然是穿凿附会，早已不被采信。然而，娑罗宝树一说倒也不是近现代人（此处为近代人刘行谦所题字）凭空杜撰，是有其来由的。 
    庐山历代典籍中有多处文字言及娑罗树，就笔者搜览，可上溯至明代桑乔的《庐山纪事》。成书于明嘉靖四十年（1516年）的《庐山纪事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大林峰南有上大林寺，寺前有宝树二株”，“宝树二株在寺西南，亭亭如车盖，娑罗木也。往，西域僧自其土携之来，以植于此。”关于宝树由西域引种而来的说法，大抵源于此。其后，明清两代有多位学者、诗人在著述中采用了以上说法。如“宝树在大林寺，去天池舆行可四里而遥，几及山麓矣。树有二……相传一异僧自西方移来……”（王世懋《游匡庐记》）。“树皆娑罗，高出山顶尚数百尺。山僧云师自西域携种来，非所详矣。”（洪亮吉《游庐山记》）。徐霞客在其《游庐山日记》中也提到大林寺宝树，有“传为宝树，来自西域”的话。东晋以来，就有过不少西域僧来山，东林寺开山祖师慧远还一度派数位弟子不远万里赴西域求取经书。在往来过程之中，引种栽培娑罗树并非绝无可能，引种了，但最终未成活也是可能的。然其真面目究竟如何，因有关资料付之阙如而成为一个难解之谜。 
    “宝树”--柳杉？ 
    从历史典籍到近二十几年关于庐山的一系列出版物，都把大林寺的两棵宝树指为柳杉，这样“三宝树”的两棵柳杉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叫成宝树了，然而，首当其冲的一个疑问：宝树原指娑罗树，属龙脑香科，而柳杉则是杉科植物，二者差别明显，何以混而为一？柳杉，据《中国树木志》，只有一属（柳杉属）二种，既产于我国的一种和产于日本的一种（称日本柳杉）。根据这一点，可以说，不仅“三宝树”之柳杉不可能是昙诜手植而且向言大林寺的二株柳杉乃西域引种，昙诜手植云云，也属子虚乌有。因为古代西域（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次大陆）根本不产这种树！那么，娑罗树与柳杉是由于山僧在口口相传中出现了混淆，还是出于古代植物学分类不发达等原因，将二者来了个“张冠李戴”，则是说不清，道不明的事儿了。 
    “宝树”--银杏？ 
    将银杏视为宝树，不无几分道理。 
    银杏被植物学界称为“活化石”，第四纪冰川之后，在中欧及北美等地的银杏全部灭绝，现在世界上银杏树科植物仅存一属，一种，生长在中国，是中国独有的古老树种。 
    就三宝树之一的这棵而言，称“宝”主要还不是在植物学意义上，而是与佛教有关。银杏树的汁液具有一定的杀虫作用。故佛家喜用银杏木来雕刻佛像，寺院内外多植此树以示吉祥。所以说，银杏树在中土佛教中的地位与娑罗树在古印度佛教中的地位相类。 
    然而由于一棵古银杏，而将近旁的两棵柳杉捎带着统称宝树，这“举一统三”是否有牵强附会之感？况且，许多寺庙有古老银杏树并不见特别标举，何黄龙寺“三宝树”之银杏独以“宝树”名之？ 
    “三宝树”得名由来另解 
    应该指出，关于“三宝树”之得名由来，迄今为止，缺少一个完整，合理而又令人信服的解释，典籍提供的有关依据也有所不足。笔者以为，从其与佛教的关系角度来加以解释是较合理的一条思路。笔者试提出一说就教于方家： 
    对于“三宝”，佛家有专门的说辞，佛教以佛，法，僧为“三宝”。赵朴初先生《佛教常识答问》，问：“三宝”是什么？答：佛陀是佛宝，佛所说的法是法宝，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（sangha）是僧宝。称之为宝，是因为它能令大众止恶行善，离苦得乐，是极可尊贵的意思。（赵朴初《佛教常识问答》19页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.1） 
    黄龙寺畔的这三棵高龄古树，本身具有一种不凡的气质，予人以尊贵之感，且又聚而为“三”，紧依佛寺生长，这不是一种“佛缘”吗？这佛缘又与佛家“三宝”之谓形成巧合，似乎具有一种“天人感应”的禅机和象征性意蕴隐寓其中，扣住这一巧合来命名，不是既自然又意味深长吗？ 
    瞧，仅仅一个关于“宝树”身世与得名的话题，都有一种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的味道。这，也可算庐山文化的特色之一吧。